会议综述,个人信息收集

2019年12月10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隐私权 公民基本权利
个人信息 知情同意原则 [ 导语 ]
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我国通过多部法律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依法收集个人信息,而是否依法,《网络安全法》第41条第1款划定的基本边界为是否遵循告知同意原则。但在实践中,信息业者却以告知同意原则作为收集个人信息的“万能法则”,忽略了来自宪法权利、民事权利和其他信息收集原则的限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新宝教授在《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一文中提出,利用手机App等互联网应用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时,告知同意原则要受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的宪法权利、隐私权、目的原则与必要原则的限制;在实践层面,对告知同意原则的合理限制,不应仅仅满足于对隐私政策的评估,更需要进行价值层面的衡量并做出执法和司法上的正确判断;同时,还可以从技术路径及信息主体的自主控制出发,加强对个人私密信息的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12月25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人格权 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权 [ 导语 ]
人格权单独成编是我国民法典的最大亮点,具有中国特色,其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亦成为学界与实务界讨论的热点。2019年12月15日下午,第二届明理·清律司法实务论坛“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现状与趋势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图书馆大楼模拟法庭成功举行,会议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现状与价值选择”“个人信息的概念、性质与界分”“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基本原则与行为规范”“司法实践对侵害个人信息的认定”这四个议题,对个人信息立法与司法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

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如何在利用信息和保护自然人个人信息权益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热潮。及至我国,《全国人大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网络安全法》《民法总则》等均明确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不得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对于“依法”与“非法”的判定,《网络安全法》第41条第1款划定了基本的边界,“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也即我国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应遵循告知同意原则。

2019年12月15日下午,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北京清律律师事务所承办,清华大学法学院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权利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二届明理·清律司法实务论坛“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现状与趋势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图书馆大楼模拟法庭成功举行。

告知同意原则是指信息业者在收集个人信息之时,应当对信息主体就有关个人信息被收集、处理和利用的情况进行充分告知,并征得信息主体明确同意的原则。具体而言,告知即信息业者合理有效地使当事人了解其个人信息将会被如何收集和处理,该制度旨在实现信息业者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过程的透明化,以有利于当事人同意权之行使。告知同意原则源于人的信息自决权,同意乃信息主体个人意思自治的体现,能自主地对个人信息进行处分,恰如洛克在其《政府论》中所提及:“一切自然人都是自由的,除了他自己的同意以外,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受制于任何世俗权力。”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学者,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的领导,来自中国法学会、北京市委网信办、中国消费者协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嘉宾,以及来自北京清律律师事务所、腾讯集团、字节跳动公司、美团点评、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阿里巴巴、联想、宁波银行、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美国翰宇公司、华为公司等企业的企业代表,来自新华社、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的媒体代表共18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实际上,告知同意原则为全球范围内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普遍适用。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初步形成。1970年欧洲的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德国黑森州信息法》便将告知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收集原则予以确定。1973年,美国政府成立的“关于个人数据自动系统的建议小组”发布“公平信息实践准则”报告,五项准则中便包含告知同意原则的内容,该准则在此后美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基本确立了美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框架,此后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等立法中均沿用了告知同意原则。除此之外,瑞典、奥地利、丹麦等国均在本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文件也有类似规定。

一、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现状与价值选择

同时,告知同意原则也为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性文件采纳。1980年,为协调数据跨境转移问题,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颁布《关于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通的指南》,指出在多数情况下个人数据的收集行为不仅要获得数据主体的同意,还要限于为实现征求同意通知书中所表明的目的之必要的最小数据量,且该数据在没有获得新的同意时不得用于其他不相关的目的。1981年,欧共体理事会颁布《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处理过程中的个人保护公约》,明确数据主体应有权知晓自动化处理个人数据的情形。1990年,欧共体委员会着手推动欧盟层面个人数据保护的统一立法,并于1995年发布《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通的指令》,明确数据控制者在获取数据主体明确同意后方可处理个人数据。近年,随着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上述文件纷纷进行了现代化更新,均保留或强化了告知同意原则的相关内容。2012年欧洲委员会修订《108号公约》,对于信息主体的同意作出了明确限制,即数据主体的同意必须是自由的、特定的、知晓的以及明确的、不含糊的接受。2013年,OECD发布《OECD隐私框架》对《OECD指南》进行大幅修改,但对告知同意原则相关内容予以保留。2016年欧盟颁布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不仅对告知同意原则做了进一步细化,增加了收集儿童数据时需要获取其监护人同意的特殊情形,还赋予了该原则以法律强制执行力度。由此可见,告知同意原则自发端以来便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其内涵几乎是一脉相承,都反映了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享有自治、自决的权利。

民法典人格权编与个人信息保护

但在实践中,信息业者将告知同意原则视为收集个人信息的“万能法则”,在个人信息收集活动中,存在不遵循告知同意原则,例如《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在美国21个州秘密收集了数百万份患者病历,谷歌多达150名员工可以访问这些数据,而医生和患者对谷歌这项计划都不知情。或者貌似遵循告知同意原则,但侵犯个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侵害个人的隐私权,或者曲解告知同意原则与其他原则的相互关系的现象。一些第三方应用软件如王者荣耀、腾讯视频、QQ音乐等登录时所唤起的微信登录授权页面均是默认获得“寻找与你共同适用该应用的好友”,即所要获取的“好友关系”并非是第三方应用软件提供服务所必要的,而一旦用户拒绝授权将无法使用该第三方应用。从表面上看,信息业者遵循了告知同意原则,实际上忽略了不同的权利关系之间因为内在的法理不一致,而不能通过统一适用告知同意原则得到豁免以及收集个人信息还需要符合正当目的和必要原则的问题。尤其是位阶低的法益不能用来对抗位阶高的法益。具体而言,民事权利不能用来对抗宪法保护的权利;同是民事权益中的个人的财产权益不能用来对抗个人的人格利益。告知同意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不能为收集宪法保护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利提供豁免,也不能通过收集个人信息获取经济利益而对抗个人的人格利益。因此,将告知同意原则作为信息业者在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时的普遍“合格”抗辩,显然是不合理的。应当看到,“告知同意”作为个人信息业者的行为自由或者获取财产性权益的方式,要受宪法权利、民事权利和其他信息收集原则的限制。

关于人格权单独成编的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认为,这是我国民法典的最大亮点,具有中国特色。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也指出,我国在大数据、互联网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进行人格权立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也可以为未来其他国家制定民法典提供参考样板。

本文不打算讨论信息业者收集个人信是否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以及是否得到了信息主体同意的问题,而主要讨论哪些个人信息是不应当通过告知同意来取得,要对告知同意原则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制,并探索这一理论的主要实现路径。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将重点讨论App等互联网应用收集用户“通讯录、短信、通话记录”等个人信息的情形。

就《民法典人格权编》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黄薇主任指出,个人信息的定义通过总括性描述和列举的方式得以明确,人格权编草案的三审稿又在二审稿列举的基础上增加了“电子邮箱”和“行踪信息”。这一定义是在《网络安全法》中个人信息定义基础上做出的修改完善,也符合目前国际上相应立法如欧盟的GDPR的趋势。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丁宇翔法官指出,《民法典人格权编》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文大部分都是不完全性规范,不符合审判实践中多运用完全性规范的需求,希望能够加以细化,便于法院适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石佳友教授认为,《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有很多传统公法的内容,个人信息保护就是其中一项。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颠覆了传统的所谓公法和私法截然分明的界限,要求公法和私法共同应对个人信息保护等新问题。

二、告知同意原则的适用受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宪法权利的限制

个人信息保护中人格权编与其他立法的关系

信息时代的通信方式

就民法典与单行立法在个人信息保护上的关系问题,黄薇主任认为,《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六章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是立足于《网络安全法》规定所做的修改完善。同时,考虑到将来还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所以就民法典这一长期稳定适用的民事基本立法而言,不能做出太多细致具体的规定,而只需做出基础性、原则性的规定,这样一来,既可以对其他的立法有所指引,又为将来的发展留有空间。《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性质上属于公法,更多涉及的是管理机关如何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石佳友教授也认为,如果说《个人信息保护法》更多是公法属性,则民法典属于民事基本法,两者既有分工,又要衔接协调。

通信方式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农耕时代、工业革命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演变。通信方式在农耕时代主要表现为信鸽传书、驿站快马接力。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电缆技术的发展给通信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电话、电报、广播成为人们主要的通信方式。到了信息时代,通信主要依托互联网技术来完成。与传统通信方式相比,信息时代的通信具备及时性、高效性、便捷性以及成本低等特性。不仅如此,通信方式在信息时代也变得多样化。信息时代的通信方式囊括传统通信方式和新型通信方式,新型通信方式出现了诸如微信、微博、脸书等极具沟通和分享功能的应用软件。然而,不管是在哪个历史时期,通信方式如何变换,人们对于通信的目的亘古不变:一方面是希望实现与人自由交流信息,另一方面又不希望通信内容被第三人知晓。

周光权教授认为,《民法典人格权编》是发展和完善刑法中对相应犯罪认定的重要契机。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目前首要的体现为刑法打击不足。公民饱受个人信息被泄露和被非法提供的困扰,但是刑事案件数量少,刑罚打击的力度不够。除了受害人个人的报案动力不强,现行刑法只处罚向他人出售和非法提供这两种行为以及刑民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界限不清也是现实的障碍。其次,刑法还存在打击不准的问题。违反合同义务侵犯公民信息的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是成立的,但不是每一环节都属于犯罪行为,处罚的范围也不是越大越好。所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需要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科技犯罪监察团队负责人许丹也提出,刑法目前的打击方案或许太过激进。

作为宪法权利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教授提出,在刑法对个人数据进行保护时,存在对数据滥用的行为没有进行有效规制,对个人信息权利的刑法保障明显不足,没有办法准确体现行为的不法性质以及保护不足、过度犯罪化并存等问题。故刑法关注重心应该从数据收集转移到数据使用,保护价值要从秩序导向走向权益导向,要从法权进路到利益衡量进路,控制原则与防御性原则并举,并根据不同的风险类型和所侵犯的法益性质采取不同模式。这需要刑法与民法合力完成。

1.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含义

个人信息保护中价值选择

通信自由是指公民有通过传输媒介来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即公民可自由决定通信的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通讯自由不受他人限制。通信秘密是指公民享有整个通信过程不被第三方知晓、刺探和侵扰的权利。不同于在公共场所里的信息交流没有秘密可言,通信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内容并不希望暴露于众,具有秘密性。因此,通信主体自由交流信息,又不希望第三人知道,这就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本质所在。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关涉人的尊严和隐私,属于个人人格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对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加以保护,既体现了国家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同时也是实现公民其他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一个重要形式。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彭伶副主任指出,当前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几对矛盾。首先是立法与现状之间存在冲突。立法对个人信息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国家、互联网平台等主体都在通过很多的渠道收集个人信息,信息主体提交信息的渠道多且密集,由此加剧了数据泄露的后果;其次,不同领域中的政策导向也存在价值矛盾。一方面需要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主体希望掌握信息的部门越分散越好,保护的力度越强越好;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又需要集中更多数据,产业界不能希望被科以太严苛的政策。再者,思想上的重视与现实救济的困难存在矛盾。实践中,我们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信息被利用,也无从知晓以及证明。第四,个人信息安全与国家安全、社会公平正义也有潜在的矛盾。个人信息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是包含关系,还是矛盾关系,这是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与政府监管之间平衡的问题,也是国家应怎样进行数据保护的问题。探索社会公平正义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需要思考能否为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而牺牲个人信息保护。对上述矛盾的解决,恐怕需要回归到价值选择上。

2.作为基本权利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在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选择中,个人信息保护与合理使用的平衡备受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黄薇主任认为,个人信息保护问题需要听取各方意见。一方面,个人信息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要给予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又有被收集利用的需要,况且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使用趋势不可逆转,因此,对个人信息合理依法正当的使用要给予保护。目前,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文总量虽然不多,但是,在普通自然人和合理收集使用信息的主体、产业界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方面,立法还是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和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通信权利一直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如1954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第90条第1款明确规定,“公民的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1975年《宪法》第28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1978年《宪法》延续1975年《宪法》的规定。我国1982年《宪法》在总结前几次修宪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对通信权利的保护。与此前的宪法规定相比,1982年《宪法》第40条不仅规定了对公民通信自由的保护,还明确规定了对通信秘密的保护,并以单独条款对通信权作出专门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宪法》的不断完善也使得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为基本权利的地位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有的保护。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锡锌教授认为,应当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和合理使用的激励相融机制。个人信息保护非常重要,但产业发展、公共福祉增进甚至国家安全等都依赖于对数据的合理使用,故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出一种激励相融的机制。目前,法律上的知情同意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目的一致性原则搭建了更偏向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模式,如果要在此模式下落实数据的合理使用,可以考虑降低同意门槛、对告知内容标准做广义解释以及进行场景化合理预期等三种方案。但是,这些方案跟现行法律框架难以兼容且操作性不强,故此,不妨考虑引入权利保护和利益激励相结合的机制,促使用户与数据平台之间进行合作性的博弈。这在国外有很多实践经验。该机制的基本原则就是,在那些不涉及到人格尊严的高度敏感信息领域,允许用户和企业之间以经济交易的方式变通知情同意原则。在企业充分告知的基础上,用户可以自愿选择且可以随时退出。这种经济激励机制不会颠覆知情同意的基本框架,并能赋予用户或者数据主体更多选择权,同时提高数据控制的告知质量和用户同意质量,营造合作博弈的新氛围。关于引入经济激励可能会遇到的人格利益无法商品化的障碍,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引入的人格权许可使用制度已经加以化解。所以,《个人信息保护法》要在《民法典人格权编》确定的框架基础上,引入由权利为基础的保护和利益激励为基础的合理使用的双轮驱动模式,惟其如此,方能缓解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利益、产业发展之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

各部门法在根本法的基础上,将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权利予以具体保护。如《刑法》第252条、第253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4条第2项,《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7条均规定了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利的保护。

二、个人信息的概念、性质与界分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为基本人权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确认。如被誉为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者非法干涉。”我国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国之一,努力践行《世界人权宣言》的要求
,积极保障本国公民的权利。尽管我国尚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对于《公约》关于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要求都无保留接受,中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广泛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如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并且将不遗余力地在民主与法制建设道路上改善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法律保护,为我国加入《公约》及其后的履约创造良好条件。

个人信息的概念

收集通讯录、短信内容、通话记录的行为性质

对个人信息的概念,中央财经法学院院长尹飞教授指出,目前《网络安全法》、刑法等对个人信息都有相关界定,而个人信息的重要特征是可识别性。可识别性可分为识别和关联,《网络安全法》强调识别,因为它面对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但刑法司法解释更强调关联,故个人信息概念中可以增加“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特定情况的个人信息”。北京大学法学院金锦萍教授认为,目前法律对个人信息的界定还是比较模糊,很难分辨内涵外延以及立法目的。

通讯录、短信内容、通话记录是否可以纳入宪法权利“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护的范围之中?短信内容由于其包含通信具体内容,当然可以纳入其中。值得讨论的是通讯录和通话记录是否可以构成宪法意义上的“通信”。笔者认为,通讯录和通话记录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构成“通信”。其理由在于,在传统认知中,宪法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所保护的似乎只是信封里面的信件内容,而并不必然包括信封上所记载的通信主体、地址等联络信息;或者说,传统上对于信件内容本身和信封所载之联络信息的保护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别。一个十分容易在脑海中浮现的场景是:如果窥探某人信封中的信件内容,则当然会构成对于其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侵害;但如果仅仅是看到信封上的联络信息,似乎难以必然构成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侵害。不过,这一认知有着深深的“前信息时代”烙印,原因在于,在以传统方式邮寄、递送信件时,信封所记载的联络信息是受限于其技术手段而不得不暴露于信封之上,而因为该联络信息暴露于信封之上这一事实,要“看到”该联络信息往往不需要采取积极的侵害行为,进而导致人们对于这一消极侵害行为的认定往往不自觉地会提高认定的门槛。可以通过想象一个场景来直观地体会这一细微差异:如果甲将其纸质信件放于其办公室的抽屉之中,乙未经甲同意,擅自打开甲的抽屉,拿出信封进而看到了各个信封上的联络信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乙没有查看信封之中的信件内容,恐怕我们还是会倾向于认为乙已经侵犯了甲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换言之,传统宪法上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并不是不保护“与谁通信”这一权利内容,而只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暂时地无法给予“与谁通信”以完全的保护。但是,在信息手段下我们完全有技术能力来保护“与谁通信”这一权利内容。诚如日本学者所言,通信秘密不仅包括书信所写的内容、电话电报等谈到的内容,还包括了与通信本身相关的内容,包括信件电报收发人、收发时间、次数及电话通话人、通话时间、次数等。因此,通讯录与通话记录本身能够被纳入“通信”这一概念之中,也就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

石佳友教授认为,敏感信息的问题比较重要。《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第15条曾明确提到敏感信息,意味着单行法出现了敏感信息,且敏感信息具有极端重要性,故即使要把敏感信息的处理原则留给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敏感信息这一基本范畴在民法典中也应当提到。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部陈剑主任希望民法典立法中对敏感信息可否采集、如何采集作出相应的规定,也希望行政管理机关对敏感信息的收集进行控制,加大处罚力度。

那么,收集用户通讯录、短信内容、通话记录等信息的行为,是否已经构成对《宪法》所保障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利的侵害?如前所述,通信主体对整个通信过程享有不被第三方知晓、刺探和侵扰的权利,通讯录、短信内容、通话记录属于通信主体交流的内容,是通信主体极不愿意公之于众或者说是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信息。如果通信主体的短信内容、通话记录能被第三方所知晓,意味着通信内容的秘密得不到保障,那么就会使通信主体谨慎地去限制通讯的对象和内容,通信自由也就无从谈起。又如通信主体的通讯录被第三方所收集,这不仅使得通信主体的秘密得不到保障,更会使通迅录上的联系人的秘密也得不到保障。毫无疑问,手机App等互联网应用擅自收集用户通讯录、短信内容、通话记录等信息的行为,已经侵犯《宪法》所保障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石佳友教授还认为,对生物识别信息需要在法律上进行特别规定。现在人格权编草案的三审稿中新增了生物识别信息,但过于简约,毕竟生物识别信息几乎终生不能修改,一旦泄露会引发巨大风险,故其处理可能要在正当和必要性上高于一般个人信息,强调信息安全和禁止歧视原则。

宪法权利的优越地位与实现路径

字节跳动公司高级法律顾问刘莹莹认为,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的关系比较模糊。用户数据可以分为个人信息数据,也包括不属于个人信息的数据。可识别性是前者的基本因素,但对于后者是否具有可识别性,能否认定为个人信息并作为个人信息保护,在实践中确实存在困惑。劳东燕教授认为,两者可以用可识别性标准区分。数据作为代码,具有可再生性和可分享性,缺乏传统财物的稀缺性跟占有使用的排他性,其指向具有多元性,不能单一认定其属性或权能;美团点评数据合规法务总监刘笑岑认为,个人信息与数据集合的法律地位存在交叉,不同等级的个人信息可能需要对应不同规则。

信息业者收集用户通讯录、短信内容和通话记录等个人信息不能通过告知同意原则来主张免责。一方面,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为宪法保护的高位阶的权利,不应该受到简单告知同意法律行为的限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实定法的基础与核心,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这是宪法优位性的要求。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为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绝对性和对世性的抵御权利,应该受到最高的尊重。我国《宪法》第40条仅规定了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经法定程序可以对通信进行检查,除此之外,任何因素都不能成为克减宪法权利的理由。其他法律规定尚不能成为克减宪法权利的理由,更何况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呢。因此,告知同意自然也不能成为克减宪法权利的理由。另一方面,告知同意作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不能用来抗衡宪法保护的人格利益。宪法的重要宗旨在于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实现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宪法实现保障人权和对公民尊重、关怀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具有人格利益。当宪法保护的人格利益与经济利益相冲突时,应当确认人格利益具备更高层面的利益,经济利益应该让位于人格利益。如德国学者迪里希所言,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是整个法秩序的最高构成原则。告知同意作为民法制度中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自然是不能用来限制宪法保护的人格利益的。

个人信息还是个人信息权

三、告知同意原则的适用受隐私权保护制度的限制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认为,民法典人格权编应当在“个人信息”之后加“权”,或者将其认定为个人信息保护权。王锡锌教授认为,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更多将个人信息作为重要法益,赋予受保护的权利,但它与信息权本身是不是有差别,需要《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琢磨。但是,民法上将个人信息权利化仍具有基础性意义,基本概念的界定有益于已有和未来立法的展开。

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

关于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王利明教授认为,从与特别法的关系来看,民法典将个人信息确定为权益,能够给特别法提供上位法依据;从域外法来看,包括欧盟GDPR在内的域外法大多都规定了个人信息权;从权利内容来讲,如果个人信息本身不是权利,则权利内容无法展开;从权利法益区分现状来看,因为当下尚不明确采用法益保护时需要什么特殊要件,故如果不确定个人信息为权利就会导致司法实践中面临很多问题。周光权教授认为,刑法第253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中,第253条之一规范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因此,根据体系解释,可以将个人信息解释为权利。

隐私主要包括私生活安宁和私生活秘密两个方面。个人信息被普遍接受为能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关于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既有明显的界分也存在部分重合的现象,当个人信息与隐私之间存在交叉关系时,制度的重心在于防范个人秘密不被非法披露。也有的学者认为个人信息可以归入隐私的范畴,不需对个人信息再单独作出规定。如按照Daniel
J. Solove和Paul M.
Schwartz的看法,个人信息本质上是一种隐私,法律上将其作为一种隐私加以保护,可以界定其权利范围。

金锦萍教授认为,需要明确各类个人信息权中,有些是可以沉淀下去的基本权利,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这些与自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不可能被放弃,也不可能被交易。

笔者赞同前述观点,认为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呈交叉关系,即有的个人隐私属于个人信息,而有的个人隐私则不属于个人信息;有的个人信息特别是涉及个人私生活的私密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但也有一些个人信息因高度公开而不属于隐私。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交叉的部分就是个人敏感信息或者私密信息。

个人信息与其他人格权益的区分适用

因此,私密信息既要受到个人信息的保护,还要受到隐私权的保护。适用个人信息的保护是一种弱保护,即有些一般个人信息可以通过告知同意来收集,有些甚至不需要告知同意也可能收集。例如某些公共路段安装了监控,行人信息将被自动收录,这个过程不需要告知行人,也不需要征得行人的同意。而隐私权作为一项具有排他性的人格权,相比个人信息保护是一种强保护,适用隐私权保护就不能仅通过告知同意来去攫取私密信息或者是隐私信息。个人信息是一种民事权益,而隐私权则是一种民事权利,从权利位阶上看,权利的位阶要高于权益,因此隐私权作为高位阶的权利,具有适用的优先性。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常采取隐私权的保护方法为个人信息的权利人提供救济。

1、个人信息与隐私的界分

《民法总则》的制度安排

王利明教授认为,现在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将私密信息归于隐私,但没有明确私密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关系和区别。从大的方面讲,私密信息都是个人信息,但私密信息与其他个人信息存在保护方式、保护程度和侵害后果的不同。在保护方式上,私密信息主要跟私生活有关,同时受个人信息和隐私权保护,其他的个人信息有可能不涉及个人私生活,一般只受个人信息保护;在保护程度上,私密信息要高于其他个人信息,因为隐私是一种权利,又与个人私生活有密切关联,但不是所有私密信息都是敏感信息;在侵害后果上,私密信息属于隐私的内容,只要公开即构成侵害,但其他个人信息则不尽然。

  1. 将隐私权作为重要的人格权加以保护

黄薇主任指出,《民法典人格权编》中“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一章要与《民法总则》相衔接。隐私权和个人信息间在某种程度存在交叉,个人信息中有涉及私人生活的,私密信息中也有普通的信息。隐私权包含私密信息,私密信息又是个人信息中最重要的,所以,对私密信息的保护不能仅适用一般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告知同意原则中的同意需要特别明确。

过去较长时间,我国都将隐私置于名誉权权利项下进行保护;2009年《侵权责任法》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予以规定;2017年《民法总则》更是将隐私权上升至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与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等人格权一并规定。可见,立法逐渐强化对隐私权的保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马军认为,在现行的权利规则项下的个人信息可以借由隐私权被保护,信息主体也主要想保护不希望被别人所知晓的内容,或不想被别人利用的东西。

《民法总则》使得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和对于隐私的保护在民事权利一章里相遇:既设一个条文规定了对各种人格权利包括隐私权的保护,同时又设有专门条文规定对个人信息保护。可见,立法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呈现出不同的保护路径。也就是说,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如果落入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就要受第110条的保护,这就为敏感信息或者私密信息的保护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2、与已有权利的适用关系

  1. 单独规定个人信息保护

王利明教授认为,个人信息是非常宽泛的概念,姓名信息、肖像信息、信用信息都涉及个人信息的内容,这引发了侵害个人信息造成姓名、肖像、名誉受损时,是不是既侵害信息权又侵害姓名权、肖像权或名誉权的问题。因此,民法典中需明确,能被其他人格权保护的个人信息,应优先适用相应的人格权的规定,因为这些个人信息在已被类型化的人格权中能够受到更全面周到的保护,要件也更充分,此时已无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受害人也就无需自由选择。只有其他人格权无法保护的个人信息,才需要通过个人信息权加以保护。

尽管其他法律和立法性决定在此之前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过规定,但《民法总则》单独规定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从民事基本法的高度赋予自然人个人信息权益,也为个人信息保护在民法典人格权编里进一步细化,以及与侵权责任编、个人信息保护法相衔接奠定了基础。其次,它将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保护区别开来,使得个人信息保护获得独立的地位及救济基础。个人信息保护在民法领域的这一“成长”过程,与隐私权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发展轨迹是极为相似的。尽管个人信息与隐私特别是私人信息类隐私有诸多重合和交叉之处,个人信息中的敏感信息往往也是隐私权保护的客体,但是,隐私权制度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毕竟有实质的差异性,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人信息经过去个人化处理后的合理利用问题,以及与此关联的数据财产保护问题之上。

尹飞教授认为,个人信息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可以为其他具体权利涵盖,而个人信息作为独立的权利客体只有在大数据环境下才具价值,并构成对特定自然人人格持续性、整体性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主体尊严和自由,其他具体人格权无法涵盖。其整体性也导致了适用的复杂性,故在竞合时当然应优先适用其他人格权。

在欧洲经典民法典中,无论是《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还是《荷兰民法典》都受制于当时的社会需求,没有也不可能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在欧盟国家,个人信息保护形成了专门的法律体系,但基本上游离在民法体系之外。而美国则是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隐私权保护体系,形成美国分散立法模式。我国台湾地区关于隐私权保护已形成一个基本规范架构,
即以“个人资料保护法”作为基本规范,并选择若干重要个人资料在相关的法律加以规定,而建立了渐臻完备的法律秩序。不难发现,我国台湾地区似乎也采用隐私权吸收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法总则》第111条从民事权益的角度保护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还规定了其他人的相关作为和不作为义务,这一制度安排不失为民事立法反映社会需求的一个创新之举。

三、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基本原则与行为规范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制度安排

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 在体系上沿用了《民法总则》的规定

黄薇主任指出,收集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坚持合法、正当、必要原则,这些原则看似简单,实则内涵深厚,属于国际上公认的通行原则,如有违反,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人格权编二次审议稿和三次审议稿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制度设计来看,人格权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都是分不同条文加以规定;另外,人格权编亦是将隐私权置于个人信息之前优先保护,突出隐私权的优越地位。这在体系上承接《民法总则》的制度安排,具有较高统一性。值得注意的是,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并没有分开在不同的章节进行规定,而是置于同一章节内分不同条文进行规定,类似于第三章的姓名权和名称权、第五章的名誉权和荣誉权,是因具有高度相关性才规定在同一章里。可见,人格权编制度的设计还有意反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刘莹莹女士认为,合理正当必要性原则缺乏合理判断标准,实践中判断什么是使用服务时必须收集的相关数据,或者什么是最小化收集较难。北京市网信办政策法规处干部伍萌女士认为,合法强调的是收集要有法律依据,而判断必要性时,产品功能类型就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如导航类的APP最多搜集信息主体此时此刻的位置信息,去收集通讯录和相册信息就应当认定为超过必要范围。

2.在内容上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作了更全面的规定

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娜迪娅女士根据相应的调研指出,公众普遍认为APP在收集个人信息时的默认勾选的问题比较严重,收集信息和索要权限时APP也没有告知相应目的,不过,在有关部门的治理下,这种情况已有所好转。许丹检察官认为,数据获取方面存在默认同意的问题。刑法中未经被收集者许可收集即可定罪,但实践中有大量应被评价为被收集者默认同意的行为。

《民法总则》第110条和第111条分别规定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内容,具有高度概括性。人格权编草案三次审议稿在总则的基础之上,对隐私权及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保护方式等作出了细致的规定。一方面,为了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草案第811条规定自然人的隐私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还明确规定“隐私是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等”。另外,草案通过设置不完全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方式,为目前尚未考虑到的以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新型的侵害个人隐私的行为之规制作了制度空间的预留,保持了权益保护的开放性,如此基本上构建了我国隐私权保护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草案在第813条统一了个人信息的概念内涵,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行踪信息等”;还规定了收集个人信息的具体原则,信息主体享有的权利以及收集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等,为使个人信息的保护得到更好的贯彻和实行提供了基础。

马军庭长认为,知情同意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最基本原则,需要采用公开的规则,明确使用的方法、目的和范围,并且一定要经过同意。而且,这种知情同意应以更高标准进行要求,要严格限制通过格式条款约定概括授权,授权必须明确。刘莹莹女士认为,需要解决知情同意的认定问题。实践中存在过度依赖同意作为合法收集使用依据和怎么把使用收集的数据告知用户的问题。企业一般通过隐私政策或者相关特定功能进行告知,但这种透明度具有相对性,需要明确标准的认定,确定什么是显著,以及请求同意的场合。

3.在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之间建立了一个制度桥梁——私密信息

王利明教授认为,《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第816条关于“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如果涉及公共利益,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太过笼统和宽泛,在涉及公共利益时可能不需要告知,但是,也可能因为其他行为需要担责,如过度收集或采取不当保护错误导致信息泄露。故此,王利明教授建议将该条修改成“有下列情形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有权收集处理”,以此作为告知的例外规则,同时,在立法条文的位置上也可以与814条“出现以下情况应当告知”的相互衔接。

《民法总则》用单独两个条文分别对隐私权等人格权的保护和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加以规定,使得两个条文看似具有紧密联系,实际上又存在很多差异,但是《民法总则》对此并没有作出解释。然而,人格权编草案在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之间建立了一个制度桥梁,那就是“私密信息”。

个人信息收集处理行为的规制

“私密信息”“敏感信息”“具有私密性的私人信息”的概念界定

王利明教授指出,《民法典人格权编》中采用GDPR关于“处理”的表述值得肯定。按照对GDPR的解释,处理包括了共享,但人格权编草案中没有“处理”的定义,鉴于数据共享很普遍的事实,需要解释“处理”能不能包括共享,如果能包括,则不用单列共享,如果不能,就需要专门规定。

对于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交叉的部分,人格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811条第2款使用了“具有私密性的私人信息”的表述,草案里则使用了“私密信息”的表述。而在此前,相关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一直使用“个人敏感信息”的概念。自我国首部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使用了“个人敏感信息”的概念以来,其后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稿也都延用了“个人敏感信息”的概念那么,“敏感信息”“私密信息”和“具有私密性的私人信息”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何种联系?笔者认为,它们都属于个人信息,但是属于个人信息中比较特殊的部分,都涉及到了个人的隐私。从概念上看,个人敏感信息是指关涉个人隐私核心领域、具有高度私密性、对其公开或利用将会对个人造成重大影响的个人信息。私密信息,顾名思义就是与个人密切相关,隐私度高,个人极其不愿意将其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中的信息。私密信息是“具有私密性的私人信息”的提炼版。因此,从本质上而言,三个概念都是指信息主体不愿意为他人知晓的信息。尽管在概念上面可能不统一,但实际上表述的意思都是一致的,本文依习惯采用“私密信息”的表述。

马军庭长认为,从正面看,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应是强调需要依法取得,从反面看,就是不得进行非法收集、使用等,包括不得非法买卖、提供、公开。腾讯集团法律诉讼中心林梦楚女士认为,个人数据产生、收集、使用到管理的整个链条都存在风险,企业有责任做好事前监管。通过系统和工具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能使企业对用户数据利用达到高利用率并符合法律要求。

人格权编草案加强对私密信息的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权利义务配置

人格权编草案之所以要出现“私密信息”概念,就是要强调对这一部分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立足于对个人人格尊严和自由的保护,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保护属于立法追求的目的价值,而对个人信息的利用则属立法追求的工具价值。相较之下,目的价值应优先于工具价值。大数据时代并没有削弱个人私密信息保护的基础价值,而我们更应在保护的种类和方法上予以变更,以回应时代的发展。

黄薇主任认为,对信息主体而言,可以查询复制个人信息,发现违法收集处理时,可以要求删除。信息收集者、控制者有合理使用的权利,在合理使用的范畴内不用承担责任。石佳友教授认为,在信息的存储期限届满或者根据信息收集和持有的目的持有信息已无必要时,应赋予信息主体删除权。马军庭长建议,信息主体应当有删除和更正的权利,当其不希望他人知晓利用自己信息时可以随时不附条件地撤销,因为对人的保护应该优于对财产的保护。

对于私密信息的保护规则,从比较法上的经验来看,欧盟在明确界定私密信息标准的基础上,原则性禁止对个人私密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例如德国立法明确列出了种族、宗教信仰、犯罪记录、政治观点等属于禁止收集的私密数据。而美国则认为数据并非本质上就是“私密的”,而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和用途才具有私密属性,因此,美国的法律没有对私密信息作出明确的界定,而是在分散的法律中来加强对其的保护。但是,也存在一些类似的限制性规定,体现在不得以私密信息作为做出某些决定的依据,否则将被视为歧视性决定。例如,在美国征信行业中,征信机构虽然可以收集种族、国籍、婚姻状况等私密信息,但是不得进行传播,也不得在进行信用计分时加以考虑或计算,否则会被联邦贸易委员会视为歧视性决定而受到惩罚。

黄薇主任指出,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对履职过程中知悉的个人信息有依法保存保密的义务,这也为我国很多现行立法所规定。例如,公安机关在为公民办理身份证时获取的个人信息,如被公安机关非法泄露,就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此民法典人格权编中规定了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对收集的个人信息负有保护的义务。伍萌认为,网络经营者有加密的义务。个人信息在采集后怎么用,能不能用,对采集的数据是不是要加密,加到什么等级,需要严格遵照《网络安全法》的规定。

至于私密信息需要特别保护的原因,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所言:“DNA、病历、前科等公共性低、私密性高之资料,多属个人不欲为人所知之私生活领域资料,如他人得滥行搜集或利用,将造成该个人精神不安或被贴标签而致人格受损。”还有学者则更加明确地指出:“由于私密数据是个人数据中风险因素较大的部分,它的公开和传播不仅带来狭义的隐私权侵害,而且还带来政治或社会上的歧视,妨害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因此需采取比一般个人数据更加严格的安全措施。”美国法院对hiQ
v.
LinkedIn案的判决给我们的启示是,信息的性质往往决定了刑事法上对授权范围和有效性的认定,信息的独占性和价值越弱,法益的重要性就越低,其授权主张被刑法所保护的必要性就越小。也就是说,信息的性质往往决定其受到法律保护的程度。在刑事上如此,在民事上也是如此。作为人身专属性、独占性强的权益,私密信息若被非法收集或滥用将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私密信息较一般个人信息而言具有更高的法益。那么对私密信息的授权范围和有效性的认定也应该高于一般个人信息。可见,某些信息具有高度私密性,一旦泄露可能导致人格受损、引发歧视和妨害人格尊严,是需对其进行特殊保护的根本原因。

四、司法实践对侵害个人信息的认定

收集私密信息受到隐私权的限制

民众诉求与司法保护现状

个人信息不仅具有人格尊严和自由价值,经过处理后还具有商业财产价值。在个人信息商业化利用的过程中,信息业者收集一般个人信息时,告知同意作为合格手段当无疑问。然而收集个人私密信息时,告知同意是否还是合格依据?

娜迪娅女士根据调研指出,大多数民众一般通过媒体报道、政府宣传和朋友分享获得个人信息常识,认为中介服务、网上购物、金融借贷是泄露个人信息罪严重的行业。对APP违法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用户可能会对注销难、强制获取通讯录权限问题进行投诉,但也不乏有民众选择无奈接受,尤其对精准广告推送和用户画像的问题,公众的接受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从价值衡量上看,个人私密信息的人格权益高于财产权益。有数据显示,收集单个个人的私密信息获取的财产利益微乎其微。例如,暗网一交易帖子号称其所贩卖的数据包含了16亿邮箱+密码数据,从商品单价来看售价为0.0005比特币,即价值3.25美元。从“江阴市人民检察院诉被告人邱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又可以发现,被告人购买了他人利用黑客侵入手段获得的各类公民个人私密信息共计210余万条,后贩卖非法,获利人民币1300元。尽管非法产业链下信息交易不受法律的保护,但从中却能反映出个人信息的售价如此低廉。在实践中,绝大多数信息业者还能免费获取个人信息。而个人私密信息是与信息主体密切相关,是不想让他人知道的特定信息,且是关涉自然人人格尊严和自由以及财产安全的重要信息。以短信内容为例,短信内容覆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掌握个人的短信内容不单极易还原个人的人格特征,从而使个人的行为计划暴露于外,影响信息主体的行为自由。不仅如此,还有可能暴露个人的财产信息,威胁财产安全。在当代民法中,人格权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凸显,形成了与财产权相对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且相较而言更加重要。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是其所追求的或者所凝固的核心价值,深刻地影响着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生存与发展,也是制度利益的根本属性的体现。因此,相比个人私密信息潜在的财产价值,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方面的利益显然更高一筹。

杭州互联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曾宪未法官认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难点:一是法律适用较难。现行立法整体比较原则,导致个案适用争议较大,裁判尺度难以统一。个人信息边界仍较模糊,实践中的个人信息采集囊括了行为、位置等不具有直接个人身份识别性的信息。网络平台权利义务不够明确,网络平台和用户对不同阶段的数据分别享有何种权利没有具体规定。援用条文也存在困境,例如,面对网络平台数据侵权案件,法院只能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判案。二是事实认定难。这类案件通常具有类型新、领域广、跨地域等特点,背后还涉及网络平台与网络平台、用户与用户的复杂关系,难以确认侵权事实。另外,这类案件一般是电子证据,电子证据在固定、存储、检验等环节存在虚拟性、脆弱性、隐匿性和易篡改性的不足,诉讼规则不是特别完善,证据认定存在难题。

从法律体系安排上看,《民法总则》对人格权的制度安排优先于财产权。《民法总则》第1章“基本规定”的第2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法律制度是理性构建的产物,也是利益平衡的产物。将“人身关系”置于“财产关系”之前,突出了民法构建制度上的价值选择,即优先保护个人的人身权益。《民法总则》第5章“民事权利”中第110条规定的是人格权利的保护,第127条规定的是对财产权利的保护。显然,人格尊严作为法律保护的更高价值,应当具有优先于财产利益和私法自治的价值。将其作为重要价值加以保护,也体现了民法的现代性。

刘笑岑女士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所保护的是个人信息本身还是相关主体的其他权利,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安全,多方链条中究竟谁有权授权,非法获取的损失证明等实践中的问题都需要思考。就非法获取数据行为的案例而言,单纯的爬虫行为构成犯罪的并不是特别多,刑法究竟是保护计算机系统的安全还是保护对信息系统的绝对控制权,抑或保护系统之内信息不容其他人占有或获取的法益,值得研究。

因此,从价值衡量和民法制度上的安排可以看到,人格权益高于财产权益,即私密信息所蕴涵的人格权益高于其潜在的财产权益。当信息业者在收集个人私密信息时,告知同意作为信息业者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并不具有普遍的合格依据,因而不能以告知同意来限制或者侵害他人的人格权益。也就是说,告知同意是一种弱保护,不能为收集私密信息提供必要的保护,收集私密信息应该适用隐私权保护规则。

明确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